| 风范—怀念张寿民先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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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：2014-11-19 来源：临沂近现代名人书画博物馆 |
| 得知张寿民先生逝世的消息时，我正在开会，未能去医院最后见他一面，深为遗憾。 寿民老是我的领导和尊长，彼此交往十分密切，又有过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。我与他相知相交的岁月，正是他人生的低谷时期和生命的迟暮时分，对他的了解，就有了某些独特之处。 1965年，我刚到临沂师范学校时，他任师范学校的校长。有一次，我为学生讲课，见一位老者坐在藤椅里认真地听。老师们告诉我，这位与鲁迅面目相似的老人就是张校长，我与他就这样认识了。那一年，他57岁，正是我现在的年纪。 八个月后，“文革”开始。当时已经调任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主任的张寿民先生，被打成“黑帮”羁押到师范学校。在全国批判“三家村”的同时，他成为临沂“文革”中第一批受害者。说来奇怪，我当时属于既非“革命动力”亦非“革命对象”的中不溜儿，在批判他时，从未有人要我置喙，我成了一个旁观者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急风险浪，张寿民先生显得从容沉稳，对于那些尖刻的言辞、过分的举动，他始终保持着平静，甚至还在批判间隙摸出冷馒头旁若无人独自充饥。有一次正在批判他，他声言要去厕所。也许是他老了，大家认为他不会跑，所以他去厕所时没有人跟踪。谁知他一去不返，有人让我去看看，我出去一看，不禁捧腹。原来，他正同一群小孩捏泥制品。我第一次发现，他那双苍老的手居然那么灵巧。从此之后，他的室友都有他赠送的泥制品，或笔筒，或花盆。我虽与他毗邻而住，也得到一只张氏笔筒。他的豁达，他的乐观，于此可见一斑。 在两派争斗的日子里，对他的监管比先前松了一些，许多教师走出了“牛棚”，但他还在劳动。有一件事，我印象尤深。当时，师范学校的校园里有个水塘，水塘的低堰上种着几棵柳树。因为无人管理，其中有一株已经倒伏，且根须外露。后来，我发现这株柳树竟然奇迹般地挺立起来了。潘国栋老师告诉我，张寿民先生经常为这株柳树培土，是他一锨一锨从北塘边上挖来土救活了它。我仿佛看到了熹微的晨光中，一位身处逆境的老人，迈着蹒跚的步履，为救活一棵树而辛苦劳作。从那时起，我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。 70年代初期，我从“学习班”出来后，奉命与他一起办一个小卖部。我负责进货，他则管售货，在他漫长的一生中，就有了这一段短暂的“老板”生涯。此时，我们同心协力，相濡以沫，相处十分融洽。每当向人介绍我时，他总是以一个忠厚长者的身分告诉大家：钱老师的爸爸是一个革命干部。其实，那时候我父亲早已含冤身亡。有一次我问他：你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吗？他点点头，说：“要相信历史。”于是，我十分感激他。 此后约半年，我被再次下放，两年后重返临沂。其时，张寿民先生住在第一小学。每年农历初三，我总要去拜望老人家，这是我最舒心的日子。我们共处一室，相对而坐，海阔天空，尽情而谈。当暮色降临时，他的夫人早为我俩准备了晚餐。我们边饮酒边聊，直到夜深人静，才恋恋不舍地分手。 岁月匆匆。张寿民先生毕竟长我33岁，年岁不饶人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也时常去住医院。但当他精神好转时，我们还是在他书房里神聊。谈历史，谈周易，谈文学，谈世界上发生的大事，唯独不谈他的过去，他的坎坷，更不提往日的荣耀。我多少有点惊讶，有一次问及此事时，他淡然一笑，说：“连刘少奇都到了那种地步，我还不是很幸运？”这种大度，这种坦荡，我深为感动。还有，谈话凡涉及某位人物时，他从不贬抑，即使是曾经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人，他总能举出人家的许多优点。这使我想起师范学校的教师们在“文革”中对他的评价：张寿民真是一个毫无防人之心的好人。他的这种道德情操令人折服。 张寿民先生是全国知名的书法家，他的书法雄健遒劲、俊逸流畅，自成一体。就是武中奇、欧阳中石等书法大家也对他十分敬重。全国各地慕名求墨宝者络绎不绝，他只好挥笔不止。我因虑及他年事已高，从未向他索要过一幅字。谁料，他让他女儿张惠珍送来了一副专为我题写的中堂，上书”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“，我受之有愧，把其视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尊长对自己的勉励。 危难之中识英雄，细微之处见精神。在我与张寿民先生长达30余年的交往中，因为年龄的悬殊，未见其雄姿英发、叱咤风云的一面，甚至也未见其一校之长的风采，而是一位长者与一个后辈在特殊的年代结成的一种特殊的情谊。他那处变不惊的气度、老而弥坚的勤奋、平易近人的作风、宽厚待人的情怀，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风范，是他的人格力量在一个侧面的显现，他的崇高品质，永远值得我们缅怀！（钱勤来） 原载《临沂日报》1998年9月14日 |
